鲍吉林：有些“普通话”像吵架（外一篇）

有些“普通话”像吵架（外一篇）

　　■鲍吉林

　　有限的学历，小学得以在县实验小学上。该小学设有“教改班”，和普通班明显的不同在于用普通话教学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课间和同学发生纠纷，很是委屈，至于课堂上老师让他说明原委时，他一面抽泣，一面用普通话叙说，却断断续续如同吃东西噎了。普通话发音，搭上方言措辞，还常常卡断，很是滑稽，同学们都禁不住大笑。他普通话朗读原本很好的，可惜他的陈述离课文相差很远。

　　小学没结束便转到乡下上，老师要我用普通话回答问题，以起到示范作用。老师夸好，但同学却在偷笑。班里成立文艺宣传队，同学说快板用当地口音，我听不惯，他们说你来试试。我就来，结果都说我的普通话“艮”。现在想来，我平生有两大生活习惯不适合，一是不适合说普通话，再就是不适合穿西装。

　　大约二十年前，去城市参加学术活动，一位朋友直言道，老哥，穿着落后了，你看与会者还有没有人穿中山装?我说，哦，怎么了?他说，没有怎么，只是没有第二个。我看了看，果然没有谁穿中山装，除了西服就是休闲装。有人说，穿西装着革履，人就自有精神。我试了试，只觉得拘束，没感到精神。买了几件西装，记忆就没怎么穿，后来可能都送了人。

　　西装可以不穿，而且现在已不怎么流行，而普通话早就“方兴”，到现在不仅“未艾”，甚至更加时兴。普通话至少有两个功能，其一，祖国民族众多，而且同一民族因居住地不同，彼此之间也会有语言障碍，所以普通话是重要的交流语言。其二，被当做了文明的体现。昔时穿西装，人变精神，走路带风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说起普通话，也会不自觉就提高了分贝，像是在“讲话”——我们这年龄，平时习惯了“说”话，“讲”话好像仅用于领导——大小领导，居高临下，教育、引导或者训斥我们，所以我们并不喜欢“你听我讲”这种方式。

　　但是，现在喜欢“讲”话的正多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这种场面，一个人对另一人或者一群人：“我跟你(们)讲哦，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……”就滔滔不绝，不给人插嘴的空隙。亥时了，才来一句：“听明白了吗?”那一个：“不是你讲的那样，你讲的和事实有出入……”最后结束驳辩：“我说的你懂不懂?”然后谁先提高了分贝，然后另一位就有些不耐烦，就指指戳戳，甚或推推搡搡，当然早就在吵了，持续还是要吵。以“我讲你听”，“你懂不懂”和别人“交流”的，有的被打了脸，还一肚子委屈一脸懵。我年青时候若有人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都憋气，心说，我不想听你“讲”!我比你“懂”!之所以没说出口，只是因为对方比我大几岁，或者他是我们几个人的“头”。更甭说现在上了年纪又遭遇了“普通话”——不过多数情况下已经可以不听。

　　我的老师不用这种口气教我们，但我们都能认真地听他讲，直到听懂听明白。偶有，一定是生了气，但他无论是用土语还是普通话凶，我们都听得进。但别人这口气不行。

　　屡见年轻的家长用普通话管孩子，态度和声响以及没完没了的时长，充斥屋宇，像轰炸机总在头顶盘旋，不时扔下一颗或几颗炸弹，听着感觉像光头强接了李老板的电话。孩子则是身体后缩阵阵战栗，眼睛死盯大人的目光，生怕耳光子搧过来。

　　许多人，哪怕谁原来很内向拘谨，一但“讲”起普通话，马上就会滔滔不绝颐指气使。年来人们愈益浮躁，莫非也与普通话的推波助澜有关?

　　乡音本不是容易改变的，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，年青时离开家乡，八十岁回来，乡音都没有改变。在外面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大概也要说“官话”，但到了家乡，仍会“原形毕露”。若离家几天，回来就改变了口音，会令人反感。

　　乡音联结着乡情。他乡遇故知，感动到热泪盈眶的首先是那熟悉的乡音。月是故乡明，定是因为游人先想到了说故乡话的人，想到了发生在故乡的事。今年初媒体报道深圳宝安首推“乡音调解”，化解了一起医疗纠纷，很令人深思。我把报道掐头去尾略加删改抄来供大家品赏。湖南株洲老何(化名)深知老家冬天难熬，把母亲和姐姐接来深圳。母亲80岁，患有尿毒症，但病情尚稳定，来深圳第二天，老何便带母亲到宝安一家医院做血液透析。不料过程中突然出现心跳骤停，医护人员虽紧急抢救，最终老人还是不治身亡。老何一家沉浸在悲痛中，对医院“谈判”代表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，不愿意沟通。

　　宝安区医调委在全区“乡音方言”调解员资源库，甄选的调解员王锡滨也是湖南株洲人，他先是聆听老何的姐姐叙说，听到动情处，用株洲话说道：“大姐，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，娭毑(读若“埃姐”)走了，请节哀”。“娭毑”是湖南一带对老年妇女的尊称，义同“奶奶”。一声“娭毑”打破了老何和姐姐的心防，姐弟俩顿时泪如雨下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安静下来听调解员依法依理讲解最佳处理方案，一场僵持十几天的纠纷很快化解。

　　调解员王锡滨说，“乡音不仅是一种语言，还有天生的亲近感。一样的气候环境，一样的湘江水，一样的湖南辣，一样的两季稻，就在一口乡音里传递出来。”

　　乡音是乡情的纽带，在陌生人世界凭此可以获得沟通密码，找到亲人，获取信赖和援助。

　　网上另有段子，说邻居是一对广东青年夫妇，经常在夜晚吵架，这一天又吵，“我”推开门说，你们用广东话吵架太刺耳，能不能用普通话啊?女青年满脸沮丧，说，大哥，要我们用普通话吵架，也太难了吧?读完我在下面留言：拜托!用普通话吵架更刺耳，普通话对话本身都像吵架好不!再说了，用普通话吵架真的太难，要字斟句酌，还要抑扬顿挫，方言可就顺溜多啦!

　　当然，我们“非议”的“普通话”，都有些“山寨”、“盗版”。纯正的普通话非常好听，比如播音员说普通话无论主持文艺节目还是播新闻，都如珠落玉盘，我们听了也如沐春风。外交官用普通话无论是阐述立场还是提出抗议，都无不义正辞严力透千钧。

扇子有风

　　在没有电风扇甚至还没有电的年代，却有了手摇扇，那时人们不知道还会有各种同样功能的新生代产生，直接把“扇子”这一大类的统称给了它们。汉子从地里带着暑气回家，舀一瓢凉水洗把脸，喝一气上地前倒好的白开水，然后在堂屋当门拉个凳子坐下，拿起“案板”上的扇子一阵狂搧，那感觉，真是给个皇帝老儿当也不换!

　　蒲扇、芭蕉扇居多，纸扇少，鹅毛扇更稀罕。从商店买回的纸扇多有印上去的好看字画，土产的蒲扇和芭蕉扇却没有。为了装饰和广而告之，就有人在扇子上写字，写什么呢，写诗，用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，最常见的是，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，朋友来借，不中不中”。都不知道这是谁的大作，它却不胫而走，长期占据了小村扇面文化的统治地位。村里有书法爱好者和教书先生，请他们用毛笔写上，很够档次，不济才是钢笔。好的钢笔字，不是县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，而是几个年龄稍长的“老初中”。我三哥算一个，俊秀。东头的家平兄算一个，流利。四哥结婚的时候，他朋友抱来了匾，但没有写字。三哥在旁，却说掂不动毛笔，这时有个邻村来吃大席的年轻人，淡定地要来笔墨，从容写来，结果却让大家惊艳。大字不识几个，用钢笔或铅笔将这诗草草写上扇面的也有。

　　那诗，没多少艺术含量，但言简意赅，朗朗上口。有一天忽然看到另一个版本，最后一句变成了“等到立冬”，那时我虽只刚读完四年级，却无师自通似的心说这个好!与原诗相比，显得高雅，幽默，前瞻——夏天想到立冬，岂不前瞻?还有人说，这诗(或者民谣)是从北京来的呢!但不知怎么传着传着，就变成了通俗，滑稽，切近的“不中不中”了。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半个世纪的今天，我首先记起的，还是“不中不中”。也许先入为主，也许是我骨子里到现在都不具备“等到立冬”所透露出的文艺元素。我们不妨将这诗分别称为“都市版”和“乡村版”(比“山寨版”高级，而且那时候不兴“山寨版”)，但由于它排列整齐，我觉得形式上还不完全像现代诗，若把“乡村版”改成“现代版”是不是长这样——“扇子是个好东东，拿在手里生凉风，再好的交情要来借，不中不中就是不中”?

　　想想那时候物质匮乏，大家文化水平也不高，而人，都忠厚老实，大大咧咧。得罪就得罪了呗，都本庄本屯的，反正明天还要一个杠抬筐，两条绳拉车，说不定哪天还会一个锅抹勺子，谁会记仇呢!

　　但是哲人说，凡事不可看得过于简单。诗既流传那么广，八面儿有深层的意思。你想，人既是古朴忠诚，又都好友近邻的，至于这样吝啬吗?鄙人千虑终有一得，今天郑重说与大家，即诗作者和持扇之人都非等闲之辈，尽乃高人!高人一举数得，既保有了自己的清凉，又保护了朋友的清白——即不给朋友犯错误的机会。你看诗的未尽之意：“我把扇子给你用，你不珍惜我却没了风。明白此理你气莫生，君子小人要分清”。自己先小人后君子，朋友则一直都是君子。啧啧，真是仁人智者!

　　但还如前面所说，扇子的意义首先在实用。一扇在手，招来凉风，驱走蚊虫，享清闲的时候还能提升品味——但那要以鹅毛扇为好，诸葛孔明周公瑾更是他们中的达人，永远洁白的扇配以永远肃青的头巾，“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!鹅毛扇轻摇，风起燥除，神清气爽，于是智计百出，假天物而却强敌，成千古以少胜多之战例，奠天下三分之根基。说到这里忽地想起，赤壁之战大约在冬季吧?那时罕有东风，要“借”不是?看，“十一月二十“(当然农历)，正式的冬月!不就有了问题?既是冬季，还摇甚扇子，难道要搧风以助火势?鹅毛扇又不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!你说是配置，不一定要用?好吧，可是，闲上大半年，一直占着手，巨不划算。

　　要不，还是送给“正版”的“山人”吧，即便是在当代，种瓜种豆者或者乐山乐水者，也还用得着。

　　老太婆逛集市，买得一把芭蕉扇，引发浮想。却不劳神在扇子上写什么字，相信万不会有谁来借。